汇业评论

文 | 贺喜 汇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

2021年12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减刑、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意见》”），目的是为严格规范减刑、假释工作，进一步加强减刑、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，确保案件审理公平、公正。

笔者曾在监狱一线工作十余年，长期关注刑罚执行工作，结合目前法律工作实务经验，以及罪犯减刑、假释工作现状，通过对《意见》进行学习，归纳总结重要内容分享如下：

一、影响减刑、假释的因素，不再只有狱内表现情况

【《意见》第一条第1款  坚持全面依法审查。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刑罚执行机关报送的材料，既要注重审查罪犯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，同时也要注重审查罪犯犯罪的性质、具体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，依法作出公平、公正的裁定，切实防止将考核分数作为减刑、假释的唯一依据。】

如果说人们的惯性思维是，“进了监狱，只要好好表现，减刑也不是什么难事”或者说“拖下关系，找找管教民警，减刑应该不在话下”的话，那当下应该就是所有这类思想者们的“绝望期”了。为了防止在罪犯减刑、假释问题上滋生腐败，严格规范刑罚执行工作，《意见》对在减刑、假释工作中着重审查的实质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，其整体指导思想“准确把握减刑、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基本要求”，将为全国减刑、假释工作开展提供明确的方向与标准。

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理解，简单的说就是，“同罪同期也可能不同归”。

同样是诈骗罪，同样是判处十年，服刑的时间，减刑的机会可能完全不同。除开传统影响减刑、假释的因素——“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”，现在“犯罪的性质、具体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原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等”也同样成为审查的要素，也就是说罪犯在服刑前，执法机关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区分，对于“社会危害程度大”“社会影响恶劣”“逃避履行财产性判项”“主观恶性大”等犯罪收押的人员，与“激情犯罪”“过失犯罪”“情节并不恶劣”“主动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”等犯罪收押的人员相比，必须体现出“重罪重罚、轻罪轻罚”的执法理念，也更符合刑法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职能。仅仅依靠狱内一贯表现，就“抢占先机”，这是对刑罚执行威严的亵渎，也有违“宽严相济”刑事政策的初衷。

故，结合刑事辩护工作，我们不难理解，刑事辩护工作的成功标准，将因此进一步拓宽。在辩护工作中，我们除了传统的罪名辩护、罪轻辩护、无罪辩护以外，关系着罪犯收押后的减刑、假释起点，对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，财产性判项的高低等，也将成为刑事律师为其争取的不可或缺的利益。

二、考核内容主、客观并重，获取减刑、假释不再偏重“劳动能手”

【《意见》第一条第2款  坚持主客观改造表现并重。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既要注重审查罪犯劳动改造、监管改造等客观方面的表现，也要注重审查罪犯思想改造等主观方面的表现，综合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。】

也许还有人这样理解，“在监狱，努力干活，活干得好就能早些回家”，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么简单。

根据《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规定》罪犯日常考核计分内容为监管改造、教育和文化改造、劳动改造三个部分，监管改造、教育和文化改造分别基础分为35分，劳动改造基础分为30分，每月基础总分为100分，且各部分得分之间不得相互替补。

可见，劳动改造其分值占比反而最少，整体来说，监管改造、教育和文化改造以及劳动改造，算是齐头并进，平衡考核的。那么“劳动能手走天下”的陈旧式改造道路已然过去，监狱改造工作也将迎来新风尚、新理念。在罪犯之间，考核评比出能称得上“积极”的人，是当下监管改造工作公正执法的重要体现，也是法治建设延伸监管执法工作的必然结果。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对教育和文化改造的重视，以前的罪犯随便学学文化，进去的时候是文盲，出来的时候最多认得几个字；现在的罪犯，是从思想上接受教育，包括文化教育、思想教育以及法制教育，使其真正了解和体会犯罪对被害人以及社会的危害性；甚至要求其对国家的政策性规定也要有所了解。监狱也从“劳改队”，逐步转变成为从根本上改造罪犯，以“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”为工作目标的执法机关。

故，刑事辩护工作中，除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，使其真正意识到所犯罪刑的危害性，将成为罪犯进入改造生活后的有利条件，也将成为刑辩律师所必备的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。

三、严格审查减刑、假释的实体条件，将逐渐形成“证据标准”

【《意见》第一条第3款  坚持严格审查证据材料。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，严格审查各项证据材料。认定罪犯是否符合减刑、假释法定条件，应当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；对于没有证据证实或者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的，不得裁定减刑、假释。

《意见》第二条第5款  严格审查罪犯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的考核材料。对于罪犯的计分考核材料，应当认真审查考核分数的来源及其合理性等，如果存在考核分数与考核期不对应、加扣分与奖惩不对应、奖惩缺少相应事实和依据等情况，应当要求刑罚执行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或者补充。对于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考核材料，不作为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据。

对于罪犯的认罪悔罪书、自我鉴定等自书材料，要结合罪犯的文化程度认真进行审查，对于无特殊原因非本人书写或者自书材料内容虚假的，不认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。

对于罪犯存在违反监规纪律行为的，应当根据行为性质、情节等具体情况，综合分析判断罪犯的改造表现。罪犯服刑期间因违反监规纪律被处以警告、记过或者禁闭处罚的，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认定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。】

大多数人认为，“监狱执法不够透明”“加分、扣分必定有人情因素在”，其实早在2015年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》中，就已经对罪犯亲属的知情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，有关“罪犯的具体改造情况”，罪犯亲属有权知晓。所以，监狱执法已经开始实现“公开透明化”。

在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中，逐步开始重视材料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和真实性，对于判定罪犯是否具有认罪悔罪表现，是否具备减刑、假释的法定条件，将更加趋于“证据化”标准。对罪犯在监狱里改造表现的了解，除了管理民警以外，还有同改（其他罪犯），综合各项证据材料，法院应依法作出对罪犯是否予以减刑、假释的裁定。

故，刑辩律师对刑罚执行工作的了解与掌握，有助于建立罪犯进入改造生活后的“证据”意识，有利于其正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更有利于助力罪犯迅速调整服刑心态，走好改造之路。

四、办理案件程序机制中，刑罚执行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并非传统“控、辩、审”三方模式

【《意见》第三条第11款  充分发挥庭审功能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应当围绕罪犯实际服刑表现、财产性判项执行履行情况等，认真进行法庭调查。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履行职务，并充分发表意见。人民法院对于有疑问的证据材料，要重点进行核查，必要时可以要求有关机关或者罪犯本人作出说明，有效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、公正裁判中的作用。

《意见》第三条第12款  健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。人民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应当通知罪犯的管教干警、同监室罪犯、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人员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员出庭作证。开庭审理前，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提供前述证人名单，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从名单中确定相应数量的证人出庭作证。证人到庭后，应当对其进行详细询问，全面了解被报请减刑、假释罪犯的改造表现等情况。】

可见，在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中，监狱机关承担着“提请”的职责，检察机关承担着“监督”的职责，审判机关承担着“审理”的职责，而现目前的机制中，罪犯的权利在“审理”过程中并无体现“维护”的程度，罪犯的权利也只能在监狱机关提请之前或公示之后体现“维护”。所以，在笔者看来，罪犯在服刑期间，是否充分了解减刑、假释法律法规；是否充分理解监规纪律要求、计分考核制度等，关乎着罪犯服刑改造的目标设立以及心态建设，也关乎着罪犯对减刑、假释资格的获取难易程度。

故，就刑辩律师而言，了解和掌握刑罚执行工作，亦可对进入监狱服刑改造的罪犯及其家属，进行法律咨询及服务，正确告知减刑、假释等相关法规政策，积极引导家属建设心理对罪犯归期的预期，以及及时有效的促进、干预罪犯调整改造状态。

刑罚执行工作与刑事辩护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联系越来越紧密，家属群体对待罪犯权利的维护需求日益增长，刑事律师的服务领域必将向刑罚执行工作延伸。充分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，亦使监狱执法机关更加重视管理的规范，亦是法治进步的有力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