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业评论

文 | 纪玉峰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

本文系汇业海商法团队著作《货代避险手册》章节节选。

货代企业在经营中的种种不谨慎、或者说不规范的做法，可能在日常并不会显示出负面效果，但是一旦涉诉，就会处处感觉掣肘。实际上，即便货代企业在经营中是合规的、规范的、谨慎的，若是遇到一些诚信度极低的对家，在诉讼中还是会耗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。

货代企业在诉讼中遇到的问题范围较广，因此牵涉到的证据种类可能会很多，对此，有的案件的对方当事人会将证据规则用到极致。

本文在以“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”的方式罗列之前，为了便于货代企业理解，先通过两个·笔者办理的典型的案例来举例说明货运代理企业面临的诉讼环境。

一、典型案例之一——极度不诚信的委托人

本案是笔者近二十年执业生涯中，遇到的少见的“突破道德底线”的案件。

本案的背景如下：某世界五百强，也是非常著名的民企，其下属的外贸公司（以下简称B公司）为各关联公司办理大量的货物整机及配件进出口。因此会与众多货代公司发生业务关系，不断委托货代公司为其办理海运和空运货物的报关、拖车、内陆运输等等进出口事项。

B公司的操作模式是这样的：

（1）入库：其聘用的货代公司要与B公司签订货运代理合同，向B公司缴纳几十万保证金；尽管如此，并不意味着业务一定会交给该货代公司做，该货代公司等于缴纳几十万保证金后“入库”。

（2）招投标：具体每一票业务，B公司都要求“库”里的几家货代公司投标，选择报价最低的一家来操作。

（3）较长的账期：该票货物的货运进口、出口事项办完以后，一段时间之后（有时长达数月或一年），再进行结算。

（4）结算依据不同：不同的公司结算的方式还不同，比如有的货代公司会在操作前就从B公司处取得费用确认书；有的公司只能事后从B公司处取得开具发票的确认书。前述确认的形式也不同，有的是盖红章的原件，有的是打印了黑白色电子章的复印件，有的则是通过邮件。

（5）赖账：拖欠巨额货运费用后，B公司一律以“费用过高”为由，逼迫货代企业降价。80%的货代企业为了追回大部分成本，只能忍痛同意，以求“少亏点”。一旦涉诉，B公司的律师便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各种拖延，逼迫货代企业迫于时间和资金的压力让步。

两家货运代理企业：W货代和C货代 不幸中招。其中W货代被拖欠海运、空运货物的货代费用近300万元；C货代被拖欠约280万元。多番索要，B公司就是不给，照惯例声称两家货代的价格“远高于市场价”。

C货代是国内著名央企的下属子公司，长期以来，法院还要参考其母公司的价格作为市场价，如今头一次听说自己反而不是市场价格了。W货代更是不知所措，因为W货代手里还持有B公司的委托书，委托书上把所有的价格都做了确认，想不到B公司如今翻脸不认了……

不得已，C货代和W货代均将B公司起诉到海事法院（海运部分）和某基层法院（空运部分），总计四个案子。

接下来的事情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，B公司开始“充分利用证据规则”，在四个案子中表现如下：

（1）先是拒绝接受送达，同一个地址，有的案子接受送达，有的案子则退回去，导致法院不得不取消庭审，先处理送达问题。更有甚者，第一次开庭时，B公司人员姗姗来迟，要求延期，理由是“我们要找律师”；

（2）要求给予期限调解：在法庭表示同意，并延期开庭给予调解期后，即拒绝与货代公司沟通，表示不调解。到了法庭上，又向法官指称，说是货代一方不调解。

（3）开庭当天进行证据突袭：每次开庭时会突然提交大量证据，其中部分证据事后细看其实与案件事实无关联，此举迫使法庭庭审一再取消。

（4）对认可过的证据突然反口：W货代海运货代费用案件中，第一次开庭进行证据交换，B公司对于自己盖章的全部原件一一核对完毕，签笔录表示承认；但是第二次正式开庭，待法庭调查结束，突然声称从没有看到过那些原件，要求鉴定。法官出示笔录，询问其为什么推翻自己之前的庭审表现和签署的笔录？B公司代理人一口咬定就是没有看到过。法官当庭怒斥其不诚信，恶意突袭法庭审理，意图恶意拖延。

（5）对公章一概要求鉴定：无论是原告的公章还是自己的公章，B公司一概斥之为伪造，要求鉴定。并以2018年“怀疑公章是假的”作为自己2016年、2017年欠付费用的借口。

（6）在不同案件中做不同表述：比如在甲案中声称自己的流程是“必须有了货代公司的报价单后才会把业务给他们做”，到了乙案中又声称货代公司没有提交过报价单。

（7）对自己的费用确认书一概不认可：理由是“高于市场价格”，但给不出任何依据。

B公司的这几个案子非常典型，典型之处在于：诉讼当事人并非基于法律和事实参与案件审理，而是极度不诚信，抱着“能拖则拖能搅则搅”的恶意，证据规则中能够利用的全部拿来搞事，以至于不同案件的四个主审法官都认为他们在恶意搅庭。尽管如此，法院和货代公司一方却都不得不按照B公司的各种申请进行应对。

虽然在货运代理案件中，如此情形极为罕见，但是这一系列案件却反映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，即：每一次诉讼，都必须做好面对最恶劣的对方当事人、按照证据规则的最高要求收集和组织证据的准备。一旦证据上稍有欠缺，货代企业在诉讼中可能会面临最严苛的处境。货代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做好基本的证据保存或确认，绝非是“麻不麻烦”这么简单，而是事关大笔款项是否能收回的关键。

二、典型案例之二——极度粗心的货代公司

在司法审判实践中，货代除了要面临对方当事人设置的司法障碍以外，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为自己的不规范、不谨慎买单。

下面所举的这个案例是笔者办理的货运代理案件中，货代公司粗心到极致的一个案件，以至于律师无论如何努力，都无法补救。

货运代理公司H货代，通过电话和QQ聊天的方式接到了某深圳公司的委托，委托内容是代为订舱。关于深圳公司的信息，体现在QQ那一端传过来的一张托单上，Shipper显示为一个英文名字“Shenzhen XX Company”（以下简称X Company）。

H货代的操作见有单可做，便高高兴兴地接单，向一个日本船公司的船代订舱。

H货代订舱完毕后，货主X Company就另找了一家车队去提两个箱子，这两个箱子也是这家日本船公司的集装箱。货物装箱后，运到堆场，不知什么原因被海关扣住了。

这下问题大了，日本船公司箱子拿不回来，一琢磨，货主找不着，那就找订舱的吧。于是H货代不幸中枪，被起诉到法院，追索两个箱子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。H货代做了两个抗辩，第一个抗辩为：自己只是代理，不是货主；第二个抗辩是：自己只负责订舱，提放箱是货主另外委托别人去做的，与己无关。

然而，H货代进入诉讼程序后才发现，自己居然不知道这票货的货主是谁，只知道显示为“Shenzhen XX Company”，中文名字、联系方式均不可考。QQ无人应答，电话是个空号，地址查无此公司，联系人没有，竟然如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关于“自己只负责订舱，提放箱是货主另外委托别人去做的，与己无关”的抗辩，法院根本不采纳，认为从流程上看，正是货代订舱成功后，才会有下一步的提放箱。

最终，H货代不但没有收到货代费用，还要承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。

从案件本身而言，H货代自然是感到冤枉。在诉讼过程中，H货代的代理律师进行了大量的取证，试图证明X Company 的存在，以及提放箱与订舱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事务，然而各个被取证方的不配合，导致H货代的诉讼活动异常艰辛。

理论上的种种取证手段与实际取证效果是有差别的。

像H货代这样粗心的案例，实际上并不罕见。有些货代企业为了生存，一向是有单先做了再说，甘冒风险。一旦发生纠纷（如货物被海关查扣），就会造成两面损失的局面。

本案反映的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：货运代理企业在涉诉后，取证能力是相当薄弱的，很多情况下依赖于第三方配合与否。然而法院的调查令对第三方并无实际的约束力。即便是法院应申请亲自去调取，也要看对方愿不愿意提供，如果不愿意提供，可以有一千种理由予以推脱，比如：数据已经删除了、业务员离职了、资料已经找不到了、主管领导不在、保险箱钥匙丢了……一句话，给与不给，完全看对方的心情。

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，货运代理企业一旦涉诉，证据收集和组织的要求是相当高的。然而，货代企业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：当其在诉讼中想要进行证据收集时，很多的证据往往已经灭失了。这种灭失有的是机会的灭失，即一旦涉诉，便难以从对方处取得证据；有的是证据本身的灭失，即已经取得的可以作为证据的材料和数据，被删除、遗失、损毁了！比如可以证明涉诉事项的邮件等被删除、聊天记录因为换手机所以全部不见了。最极端的例子是：换手机后忘记了原来的苹果手机的开机密码，导致里面大量可以作为证据的聊天记录无法让法庭验看。

一个谨慎的货代应该做到的，是在日常业务操作中进行证据和信息保留，而非出事后进行证据补救。这个要求并非一个很高的要求，之所以很多货代从业人员认为这样的要求很高，是因为其已经习惯了现有的粗放型模式，并且对经营风险存有侥幸心理。实际上，只要养成习惯，这样的证据和信息保留、收集并不会产生额外的工作量。